一头白发与黑框眼镜让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或许他本来就是，历史学家杜赞奇在读了高希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之后，称赞他是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一位“具有感召力的民族志学家”。

高希生于印度，在当代英语文坛，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曾获得包括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印度顶级文学奖挲诃德耶学院奖以及英国阿瑟·克拉克科幻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大奖，还曾入围布克奖。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沈丹森说：“在煞费苦心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虚构，是阿米塔夫·高希著作最令人钦佩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我们可从他的“朱鹭号”三部曲（也称“鸦片战争三部曲”）中看出，《罂粟海》《烟河》《火海》三部作品讲述了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他以历史为线索，通过大量查找资料和实地考察，严格而深入地挖掘了历史上印中之间方方面面的互动和联系，从小人物望向大历史，“在公众阅读中（不带任何说教色彩地）重新唤起一种道德的、人道主义的，以及最重要的——历史的参与感”。

在9月初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阿米塔夫·高希接受了界面文化的专访，我们就他的作品、写作经历、中印文学交流和当今世界的宗教冲突等问题展开了对话。

为写一本书而学习一门语言

界面文化：《在古老的土地上》25年后出版了中文版，读者可以从中发现非常可观的埃及历史的细节，在语言方面的描写更是繁复认真，这背后包含了怎样的调查或写作努力？

高希：我实际付出的努力远远超出了预期。在最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12世纪那些历史资料已经被翻译过来了，而实际上并没有。所以，我必须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犹太阿拉伯语（Judeo-Arabic），这门外语真的非常难，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解码工作。我写作这本书用了三年时间，之前还有更久的准备过程。这一段写作经历对我来说十分奇特，我要在书中处理三个极其敏感的族群的故事和关系——犹太人、穆斯林和印度人，我要保持真实，也要努力使不同的读者能够认识和接受。

界面文化：《在古老的土地上》一书时空交错，一条线索是你在1980年代的埃及农村调研经历，另一条线索是根据12世纪历史资料构建的一位犹太商人的经历。这本书有些难以界定，既像非虚构写作，又像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也像一部历史小说。

高希：也曾有人对我这样讲，但这本书完完全全是非虚构写作，没有一点儿虚构的内容。它包含了历史学、人类学考察、私人日记甚至记者采访等等部分在其中。也有人说这本书的双线螺旋叙事结构很像小说的虚构笔法，但我觉得虚构（fiction）指的是一本书内容，而非它的结构。书里的两部分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让古埃及的故事与我对现代埃及的观察在某一点上取得交汇，这是最难的部分。

界面文化：这本书细节繁复，在叙事之中你会对一个词追根溯源，尝试进行长篇大论的语义学分析，你是否担心这样会影响其文学性或打乱读者的阅读节奏？

高希：我不是很担心这一点，我对语言本身很感兴趣，所以语言本身的内容也是我写作的一部分。在这本书1992年刚出版时，几乎没什么销量和评论，出版社当时的说法是“就像石沉大海一样”。然而20年后，这本书依然在被翻译和阅读，它不仅侥幸存活了下来，还被同时翻译成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在两种文化语境中被读者接受。

界面文化：你一定被很多人询问过人类学背景对于你写作的影响。

高希：没错， 许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但我的确说不清有怎样的影响，因为我也学过历史，做过新闻记者，这些背景或经历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的脑袋里，一起影响着我的写作。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有很多显著的共通之处，比如需要到处走、做调查、与人交谈，然后做一些笔记。

如今的宗教冲突是时代造就的“新问题”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和其他著作中，宗教冲突一直是你关注和探讨的话题，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有着许多对立与误解，你认为宗教冲突是“文明冲突论”的一部分或是最终结果吗？

高希：其实我根本不同意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解，埃及就是文明冲突论的反例之一。我作为来自外来文明的他者，也可以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本地人建立友谊，印度的外来移民也与当地人民相处得不错，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文明冲突论是错的。当然，《在古老的土地上》一书描述了在那个地方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它们纵然互相有误解，但是可以友好共处。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今天世界的宗教冲突呢？当人们提起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会立即联想到ISIS和恐怖主义，伊斯兰文明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

高希：或许这才是我的书最希望探讨的问题。在过去，当人们谈到这种宗教冲突，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源自历史的、由来已久的“旧”问题，仿佛和那片土地本身一样古老。这是真的吗？在古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印度教和伊斯兰信徒之间可以共存，并保持长久和平。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告诉你这些宗教冲突来自于历史的说法，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现代社会产生的一个非常新的问题。

显而易见，叙利亚和伊拉克产生的问题直接来自于美国的入侵，这是美国做出的选择，而一场战争能够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我们这种置身事外者难以料想的。当一个社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变动或创伤，许多奇怪的、全新的信仰体系会迅速建立起来。我可以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重创，太平天国揭竿而起，他们的信仰结构也非常诡异。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导致了2000万中国人的死亡，通常而言，战争为很多比它本身更糟糕的事情开了个头。在很多方面，伊拉克战争与鸦片战争是很相像的，比如它们都打着“自由贸易”、“自由主义”之类好听的旗号。

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拉克战争的后果正日益扩大与恶化，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波及土耳其，并随着难民潮影响欧洲。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一危机远不止是中东政治争端这么简单，一些更宏大的事件也在发挥影响，诸如全球气候变暖。从2006年到2008年，叙利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严重的大干旱，大量农民为求生存，不得不弃地进城，社会混乱不堪，叙利亚政府疏管不力。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面对的种种新问题。

界面文化：你曾在《纽约客》纪念9/11专号上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你的邻居和好友Frank在911那天选择留在世贸中心帮助他人而不幸遇难的事情。

高希：是的，那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很痛苦。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纽约，我的女儿10岁，那天是她开学的日子。她当时就在纽约世贸中心对面，她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我赶去接她的时候，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全看见了（I saw it all happening）。”

我喜欢奈保尔，但很多方面不赞成他

界面文化：现在的你更喜欢阅读或创作非虚构作品还是小说？

高希：我读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但就自己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写小说。创作这两种类型的作品感受完全不同，写小说虽然给我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和创作，但是它的挑战性远比非虚构写作大，写作者要想清楚非常多的事情——究竟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如何讲，背后的意义和概念应该在哪里，等等。

界面文化：人们常常将你和奈保尔（V.S. Naipaul）放在一起作比较。

高希：奈保尔的确影响了我和我这一代印度当代作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奈保尔已是大名鼎鼎，所以我在少年时期读了许多奈保尔的书。奈保尔影响深远，但我的创作风格与他完全不同，我们都写印度和自己的旅行见闻，可我在很多方面不赞同他对于印度的表述和理解，但无所谓啦，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

界面文化：可以就你与奈保尔的分歧举个例子吗？

高希：呃，时间过去得太久了，我想不起来具体事例了。不过他对印度或伊斯兰的某些表述在我看来并不是真实的呈现。

界面文化：你在美国书写印度，作为一个非在地的写作者，在创作时你会有身份的困扰吗？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国籍者，还是一个印度人？人们在谈起你的书时，会强调你的印度人身份，这仿佛一个标签。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曾说起过，她尝试创作一部没有任何中国人角色的小说，作为克服身份困扰的一个标志，你会有类似的想法吗？

高希：身份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就是我，我不会考虑那么多。我觉得，如果你生在美国或西方世界，身份会成为一个引起困扰的东西，可我生在印度，不是很在乎身份。我在美国有一个家，在印度有一个家，对我而言，在两地的写作不过是从一张桌子移到另一张桌子。对于出版商、书评人或读者贴给我的标签，我也可以欣然接受，因为我就是印度人嘛。

界面文化：针对第三世界国家作者的身份标签尤其多，这是后殖民时代的特征之一吗？

高希：或许有关系，但我觉得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标签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越来越多亚裔作家出生于西方，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下成长和学习写作，你很难简单定义他是一个“亚洲作家”。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大多数美国作家是为美国读者写作，读者群很集中，而很多印度或中国作家的作品反而拥有更广的读者群，被译成各种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传播。

界面文化：在印度写印度的作家，与在美国写印度的作家有什么区别吗？

高希：在其他地方写祖国，的确给人一种不同的视角，不过现在这种分别也正在变小，在地写作的作家们可能也会常常出国居住，而我也会经常回国。我拥有众多的印度读者，我的作品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我觉得最为关键的分别不是在哪里写作，而是用何种语言写作——是用印度语写作，或是像我一样用英语写作。遗憾的是，印度语文学作品很少被译成中文，其中有非常多出色的作品，这非常可惜。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用英语写作，说这是殖民者的语言，我是不是被英语控制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语言是人用来表述的工具，任何人可以用它表述任何内容。就拿1940年代的汉语来说，共产党使用它，国民党使用它，海外华人也使用它——不同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说自己的话。人不会被语言控制，是我们控制语言。

亚洲文学要建立自己的评价和交流体系

界面文化：中国与印度之间好像始终缺乏直接的文学交流，中国读者往往通过西方的某项出版或某个大奖来知道某位印度作家及其作品，在印度出版的中国作品也是经过西方标准衡量选择之后的。

高希：的确，这非常不幸。亚洲文学需要建立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评价标准和系统。不可否认的是，语言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但我觉得出版社有义务去发现他国本土的优秀作者和作品，译介到本国来，各国出版系统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这种文学上的交流。

其实，中国电影在印度很流行，它们并没有经过西方评价体系的筛选，而是直接抵达印度，比如功夫电影之类的。反过来，印度的一些电影在中国反响也不错，比如《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我觉得文学方面的交流可以向电影学习，无需经过西方标准的选择和评价，两国达成直接的文学交流。我曾和许多中国出版商交流过，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的通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比如爱情小说、幻想小说等等许多类型的作品，在对方国家肯定也会有不错的市场和反响。我们要改变一下思路了，并非一定在西方拿了大奖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中印两国对于彼此的文化是感兴趣的，一国的好书在另一国也是有读者群的，《三傻》电影在中国评分颇高，却没有人去出版那本原著，这有点儿可惜，我打赌中国读者会喜欢那本书，书中中印文化的许多共性可以唤起共鸣，而这种共鸣几乎不可能在西方世界找到。

界面文化：近些年来，印度文学在英语文学或整个世界文学体系中相当活跃，涌现出了许多一流作家和作品。

高希：的确如此，而且越来越充满活力，更重要的是，这不只发生在文学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印度文化呈现出了创意爆炸的大趋势，包括电视电影及现代艺术等许多领域，也出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比如阿希斯·南迪、霍米巴巴等等。其实中国也是如此，中国风的艺术品在国际上很流行，中国作家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嘛。

界面文化：中印之间虽然有着相当长的边境线，文化上的交流却相当少，至少比韩国、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少许多。

高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也很好奇其中缘由。（跑个题，南韩的文化在印度并不流行。）我们对于彼此的历史也十分陌生，一些中国读者告诉我，在读“鸦片战争三部曲”之前，他们从没想过鸦片是哪里来的，其实，印度人也不知道鸦片战争的鸦片是在印度种植，然后运输到中国的。这似乎是一片空白的领域，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自己并不知情。

界面文化：鸦片战争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和印度两国？

高希：在我看来，鸦片战争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促进了现代中国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是亚洲现代化的一个开端。对印度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年的鸦片种植区变得非常欠发达，一部分原因是种植罂粟使得土壤变得贫瘠。罂粟农业对于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破坏性影响，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如今还不得而知，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将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