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伍迪·艾伦大部分的写作都是躺在床上进行的。他的卧室有红色的墙壁，壁炉上方有一张玛丽莲·梦露的铅笔素描。双人铜床旁边的桌子上摆满了书籍。左边的桌子堆放着他近期阅读的书。那么，伍大师关于自己的阅读有何见解？

访谈开始 

访谈 | 伍迪·艾伦 & 埃里克·拉克斯

翻译 | 付裕 纪宇

EL （埃里克·拉克斯，下同）：你对语言学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

WA （伍迪·艾伦，下同）：自学成才的优劣之一，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弊端，就是你为了能受到完满的教育而博览群书。对于自学的人来说，很平常的知识之间都会有惊人的鸿沟。所以可能我是读过几本语义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书，但那是很随性的。你和我谈话期间，如果提到了六门我学过的科目，你就会觉得我很博学。但要是突然提到每个大学生都知道的东西，我就可能由于自学却偏巧遗漏了，也许那还是个很简单的东西。

比如，我的语法非常糟糕。真的很糟糕。每次往《纽约客》投稿都会被改得一塌糊涂。他们永远会说：“你不能这么说话，这不是良好的英语表达。”（电影剪辑）桑迪·摩尔斯也总在纠正我写的旁白。我把索尔贝娄在《泽利格》里的台词给他看时，他说，“我把这块儿改了行不行？这语法不对啊。”其实我根本就不会语法，但那是学校里教授的基本知识。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

EL ：你经常读诗歌吗？

WA ：我近期重读了很多诗歌。我还拥有很多一直以来的最爱。如果你前几年和我谈过诗歌，我会说诗歌就好比给某个人一张纸或一幅画布，他把颜料倒上去说，“好啊，库宁和康定斯基就是这么做的啊，这种画我一天能画十幅。”他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想告诉他，“他们不是那么做的。只是你在浇颜料，就以为他们也在浇颜料，但他们不是。”

我对诗歌也是这个看法。我一直喜欢诗歌，但我对它了解得越多，就越发觉叶芝的伟大，就越能欣赏他。我欣赏很多诗人，我知道大家都喜欢艾略特，当然了，在我看来他是伟大的城市诗人。但就诗歌能够达到的程度而言，叶芝简直令人惊叹。我一直喜欢艾米丽·迪金森，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罗伯特·弗罗斯特和E.E.卡明斯。我还喜欢菲利普·拉金。

我觉得如果我受到过更好的教育就可以写诗，因为一个喜剧作家会有些诗歌的底子。你也要考虑语言的微妙性，它的乐感和韵律。俏皮话里少了一个音节就能毁了整个笑点。这些全靠感觉。又是编辑会改正我故事里的某些地方，我就说，“你不觉得哪怕加上一个音节，整个笑话就完了吗？”

笑话也好，俏皮话也好，有些很精微的东西，和你在诗歌中做的一样。依仗着词语的和谐，用非常简练的方式去表达思想或感情。这些都是不自觉做到的。比如你说，“我不怕死，只要到时候我不在场就行。”这种精简语言的方式表达出的东西是多一个词不行，少一个词也不行的。也许试一试，我也能找到更好的说法去表达我的想法，但基本上这种说法是最合适的了。这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出来的。诗人就是这样进行创作，不靠数数来创造韵律，靠的是感觉。

EL ：你曾经不是说你用了很久才懂得欣赏莎士比亚吗？

WA ：我现在对莎士比亚已经比以前欣赏多了。让我觉得美丽的，真正卓越的是他的语言，而不是他的戏剧本身。那些台词写得太美了。我觉得他的喜剧没有一部是好笑的，但对白是那么华丽，那么绚烂，你完全被征服了。他的戏剧本身很笨拙，而且趋附大众。他的悲剧有一些真正动人的瞬间，但构建的一点都不好。所以你愿意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他语言的高度。

EL ：你的片子总会开一些哲学玩笑，比如在《爱与死》里面。哲学你读的多吗？

WA ：我开始并不知道我对哲学感兴趣。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而且哈琳当时也正在学，让我很有劲头。（哈琳·罗森，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1956年结婚，当时她17岁，伍迪20岁。1962年离婚。）当然还没到要去上大学学习的地步，但我自己读书时总会不自觉地转向哲学类的东西，它们格外吸引我。如果我有机会受完教育的话，说不定我就会去大学念哲学专业。

EL ：你最爱读哪些哲学家？

WA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德国哲学家，但一开始读柏拉图的时候也很激动。那种东西给人艺术性享受，尼采也一样。我觉得黑格尔很无聊，但你得咬着牙读进去，最后必须承认的是，最靠谱的往往是那些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它们基本都枯燥一些，但不容辩驳。看到最后，伯特兰·罗素更加言之有理，引起我更深的共鸣，但他就没有加缪、让·保罗·萨特、尼采这些极富戏剧性、以令人震悚的方式阐释生死问题的人那么激动人心。

EL ：德国表现主义怎么样？

WA ：我小时候就喜欢德国表现主义。以前我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时，总是对凯尔希纳、施密特·霍特鲁夫、诺尔德的展馆着迷。我就是与它相投，我热爱它。

EL ：对文学批评怎么看？

WA ：我刚看完乔治·斯坦纳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研究（《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观：旧批评视角下的研究》），又重读了《白痴》，现在正在看。斯坦纳这本书很好看，这种比较研究只有一部分学者做得来，斯坦纳是其中之一，以赛亚·柏林也算一个，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老师。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也堪称经典，他能把一个学科通俗化，让我这种脑残的人能够理解。

EL ：这个有点过于自贬了，但你在林肯中心电影协会给鲍勃·霍普的致辞中，说看了霍普和克劳斯比坐在骆驼背上唱着“就像《韦氏大词典》，咱也有羊皮外套”，“我立刻就知道了这一生要做什么。”这个评价很高，但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

WA ：那是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就喜欢喜剧，爱看鲍勃·霍普和格劳乔·马克斯，他们陪我长大。十几岁时，我学得像霍普一样爱开玩笑，俏皮话随口就来。后来我长大些，有了点文化——十七八岁吧，我就想去剧场或者干演艺这行。我的兴趣在于写戏剧，想给剧院写本子，但还没想写喜剧，当时想写的是易卜生和契诃夫的那种东西。我知道我有喜剧天分，因为当时就已经写喜剧挣钱了。我的喜剧不断成功，但我总希望能跨越到严肃性作品上来。这对我而言一直是困难重重，更别说我根本不敢丢弃让我名利双收的东西，冒险去写那些最后可能只沦为肥皂剧的戏剧。

EL ：可不可以理解成你把自己写喜剧的高超能力看成是一种诅咒呢？

WA ：我从不觉得在喜剧上成功是一种诅咒。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可以写些很幽默的东西，还可以当演员。这些都在为我实现最高理想准备条件，那就是去创作一些沉重的、戏剧性的作品——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导演。我从没觉得这是什么多余的累赘。

EL ：你写了这么多电影，给人物取名字是不是很挑战的事？有些名字会一再地出现，比如希尔——你姨妈的名字。

WA ：人们总是问我怎么给人物取名，我总是说为了打字方便，我会倾向于一些简短的名字。我曾经用过很多次露易丝，因为打起来很顺手。还会有很多布林特和格雷，总是什么布林特先生，格雷先生。还有亚伯或希尔。我从来不起普里西拉或穆加特罗伊德这样的名字。

EL ：你什么时候接触契诃夫和其他的“严肃”作家的？

WA ：是高中快毕业时，我开始约会女孩子，但她们觉得我没文化。我觉得那些女孩真漂亮：不化妆，带银饰，背皮包。我约出来一个，她就会对我说，“我今晚最想去听安德列斯·塞戈维亚的音乐会。”我就问，“那是谁呀？”她再说一遍，“安德列斯·塞戈维亚。”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或者有个女孩说，“你读过福克纳的这本小说吗？”我说，“我看笑话书。我这辈子就没读过书。我啥都不知道。”

所以为了跟上姑娘们的脚步，我必须得读。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海明威和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差一些。然后就开始读戏剧。我记得刚开始写喜剧时对埃比·巴罗斯（他的一位姻亲——伍迪的舅舅娶了巴罗斯的姑姑）说，“我真想去写电视剧。”

他说，“你不会想一辈子都写电视剧吧？”

我说，“写呗，怎么不行呢？”

他说，“你应该考虑一下剧院。如果你真有天分，想写喜剧对白，你就应该去剧院。”

我说，“可能电影更好吧。不是所有做戏剧的人都想去做电影吗？”

他说，“不，恰恰相反。加州所有的电影编剧都希望能给百老汇写一部戏。他们都这么想。”

那时候电影编剧一文不值，就是个无名氏，作品被随意切割，但写戏剧就是大腕了。所以我也开始去看了点戏剧，那时我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