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摘掉墨镜，“这样我才能看清后面人的脸”。他一头长发，黑色和白色掺杂，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是他自嘲地说自己，“做了一个心理年龄测试，才18岁”。他说话的风格依然同他的批评风格一样锐利、直爽。

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吴亮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1986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谁是先锋作家》的文章，成为了中国最早提出“先锋派”作家的批评家，他对马原、孙甘露等人的评价几乎构成了经典。后来他又涉足随笔、艺术评论。60岁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朝霞》。昨日，陈丹青、格非、杨庆祥，一起来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吴亮一起讨论小说叙述的新的可能和小说中所讲述的70年代的“少年与天光”。

一本严重“出轨”的小说

《朝霞》可以算作是讲述70年代的成长小说，一群游荡在上海都市缝隙中的少年，整日生活在漫无边际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闲言碎语之中。没有线性的故事推进，而是用碎片纷呈的段落构建出一个叙事迷宫。

这种打破了常规叙述方式的形式令人惊讶，但吴亮并没有事先特意设计好什么。最初是关于上海的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说他肚子里有东西，要“盯着他写出来”。他便在弄堂网用“隆巴耶”的名字注册了一个账号，在网上开始写这篇小说。“我只知道我有一个东西要写，写什么我都不知道”,在写作的过程中，人物开始一个一个长出来。

他可以算作是“自发型”写作，脑中出现一个画面就开始写，“短一两百字，长五六百字，不断的空行，都是一个镜头推拉摇移或者一个长镜头，一个点，有中镜头，有近镜头，它必须在某个地方叙述停止，像蒙太奇一样”。有些可以捡起来接着写下去，有些就忘了没写下去。里面许多对话，全是一稿，整本书25万字，只用了5个月。“我就是对着电脑打下去。就这么来的。”

写这部小说使吴亮以前所谓的雄辩、逻辑、好争辩、态度明确的风格完全改变了，这5个月里，小说中的人物从十个人变成二十个人，最后变成三十个人，他们全部活起来，每天跟着吴亮，“实际上是种精神分裂”。“当你同时容纳了很多人在你身体上的时候，我听大家讲话就没有判断，因为我同时有很多脑子。我想表个态，某某可能不是这样认为，我这个表态有意义吗？我不表达意义了。”吴亮在现场经常说着话脑子就一片空白，因为他脑子里很多人在说话，所以他常常讲到一半就把话筒让给别人。

在格非看来，这部小说有一种“野蛮的力量”。“我知道吴亮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太看得起，我个人也看不太起”，格非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越写越好看，越写越精致，但不够宽阔，缺乏力量感，从吴亮的小说中，他看到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巨大的力量。

“《朝霞》保留了强烈的骚动不安，也就是它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事件、故事、偷情、激情澎湃的场面、片断。”它无法被当做传统的小说来看，书中充满了大量的议论，与普鲁斯特的作品一样是“散文对小说的入侵”，格非说，“他拒绝把这个小说作为一般的读物来消费，比如里面写到大量的情爱故事，当你觉得要消费它的时候他突然就停了，突然来了一段黑格尔，来了一段读马克思的笔记，让你煞风景，里面有大量的线索完全可以构成环环相扣的戏剧性事件，但他没有这样做”。

这本小说很多地方令格非震惊，对小说本身的改造，他觉得这个过程在中国必须得完成，悲哀的是他本来期待这样的作品出自年轻作家之手，没想到却出自一个60岁的老顽童。吴亮的小说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概括，而是对生活本身的描摹，他让人想起的是日常生活本身。“要追求村上春树的那种暧昧读者肯定会失望，他没有给你给更多的情调，但是他在描摹现实生活本身的无序，那个刺激感，那个最终的无聊，甚至无意义，那个虚无。他作品里所有的东西只有一个东西是清晰的，就是朝霞，就是太阳上升起来的时候，其他整个上海的建筑、街道、里弄、那些孩子，全是碎片一样，像一个万花筒不断在变化。”

而杨庆祥也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理想的极致的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80年代以后有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表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创造不存在的形式，但是这个精神在今天已经丧失了，每个人写作或者每个人生活都变的特别有规矩，特别乖”，而这本小说“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是一本‘出轨’的小说，挑战了我们现在继承的美学的想象。”

废墟中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

吴亮写出了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青年的生活，这篇小说最开始的题目叫《昨天不再来》，因为它基本的定调是回忆性的，讲往昔的故事。后来他改题目为《无处藏身》，“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很喜欢那个年代，这些人虽然鬼鬼祟祟，完全在一个房间里呆着，但是他们无处藏身”。

小说中第一节出现了三个人，一个是发配到青海后回来，一个从监狱里出来，一个从新疆回来，评论家黄子平说这是一个逃亡的主题，整个小说贯穿了“逃亡”，少年们骗病假，在街上游荡，在房间里看禁忌的书。“我的思考是小说里的故事必须是人物他闲着，必须是逃离出来的，从一段时间逃离出来的。”吴亮说。

在陈丹青看来，这本小说写出了一个被淹没的上海，说起上海，大家会想到上世纪3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人笔下沦陷的上海，到80年代出现王安忆、孙甘露等人重新描述上海，中间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叙述完全中断了，一个革命时期的上海，文革的上海。“随着我们这些人慢慢进入中年、老年，我相信我们很自然的变成我们也有资格开始说我们年轻时的上海，那个没有被说出来的上海。”陈丹青说。

文革开始的时候陈丹青13岁，吴亮11岁，之后的十年是初中、高中和大学本科的年龄，正好在文革中度过。这十年对他们的父辈祖辈是没顶之灾，但他们在其中正好长大。“只有一部电影准确描述了那个时刻，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它的结论，如果它有的话，那会儿的小孩真的很高兴，第一不用上学，第二没有考试，第三没有竞争，我们到农村很苦，你到工厂也很苦，但是大家一样穷。”比起今天要么“屌丝”，要么“富二代”的巨大差异，他宁愿做70年代下乡的青年。

另外，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有大把的时间，不用上学、不用考试，下乡到农村也有大把的时间。但那个时候也不能到另一个地方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单位开证明，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时间，然而又困在那里，青年在应该上学的时候选择自己读什么书，交什么朋友，做各种梦。“少年时代我们都在看书，手里全是世界名著，我们有几个偶像，傅雷写了《艺术哲学》，我知道北京有个汝龙，因为他翻译了契诃夫，13岁到18岁之间我们知道了所有文学，国内、国外我们能知道的名字都知道了，虽然不一定见得到他的书，没有流行读物，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因为今天的文明出现我才翻过去想我们那代是这么长大的，我一点不想说那个时代好，但是我很幸运我在那个年代度过了13岁到18岁。”

陈丹青说自己当初离开清华，就是因为从生理上就受不了一个学校。“我从小就是一个野孩子，我想吴亮也是一个野孩子，可是博览群书，一群博览群书的野孩子在弄堂口谈文学，毫无希望地在谈文学，结果真的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个无政府时期，大部分东西都砸烂了，在这个废墟中一群小孩子长大了。”而80后、90后的年轻人的生活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全部被规划好，要么就是做“屌丝”打工，而对他们当时来说，“有点零用钱我们就很高兴”。

最后小说定名字为《朝霞》，吴亮说也许跟他喜欢天光有关。写作的过程中，他的野心已经超越了上海，甚至超越了地面，他写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河南一次水灾的消息，本来还想写蝗灾和泥石流。“大的气象对人类的破坏，除了政治的灾害还有大量的人和动物的斗争，疾病的斗争，还有地理的斗争。”这些有隐喻性，更重要的是他有兴趣，保留着当时的资料。但最后他使用了“朝霞”这样一个明亮的名字，“最后我必须要用一个积极的东西，积极不是为了发表，我本人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因为我相信上帝。”作为基督徒的吴亮最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