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愿望是,一年领两百大袋的米粮,身为将军的顾问,大力鼓吹文明开国,大刀阔斧地改革各种制度。”
说这番话的人是福泽谕吉,当时他随日本使团访问欧洲各国。在赴欧的轮船上,他向朋友透露了自己志向。
事实上,当年福泽谕吉的这番志向并不高,至少与其后来的地位很不相称。在日本,福泽谕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
福泽谕吉出身于日本九州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28岁时只身来到江户(即后来的东京),创办庆应义塾(现庆应大学的前身),传授科学知识,传播西洋文明。1860年,他曾随日本第一艘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访问美国,大开眼界。回国后,他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
当时的日本,国家的决策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福泽谕吉一向主张对外开放,他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一个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
但是,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因为幕府官员全是守旧分子,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福泽谕吉曾在一本经济学著作中将“competition”创造性地翻译为“竞争”,幕府的财政官员却认为“争”字不好,但找不到替代的词,只好把“竞争”两字涂黑,才拿给幕府大佬看。
凡是专制政权,越到统治后期,越敏感多疑,残暴无义。有一位官员在家书里有一句“目前国家局势令人担忧,一切有待明君贤相出”,被秘探举报眼里没有幕府大将军,意图谋反,被迫切腹自杀。
因此,福泽谕吉不再对幕府抱有希望。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郡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此外,胜麟太郎到兵库去,建造一个偶上上灶的白色圆形炮台,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他穿他,却要打倒他,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谕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论”吗?
“无所谓”,福泽谕吉回答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的“吃饭砸锅论”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80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福泽谕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谕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谕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谕吉出任政府官员,也被他拒绝了。
前来劝驾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谕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内政,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国民独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
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思想对于推动日本走向现代化发挥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在晚年所作的《福翁自述》里,福泽谕吉一再强调,“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于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来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绝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员。”
有意思的是,福泽谕吉还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只有打倒满清政府才有希望。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